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，尖锐地指出当时积弊已久的社会矛盾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大有作为，认为“大有为之时，正在今日”。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于逐条分析百年无事的原因，而在于揭示表面无事的背后隐藏着的矛盾与危机。这实际上是王安石变法（熙宁变法）的总论纲和设计蓝图。

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，对于西夏和辽国，他的策略是从虚与委蛇到有效抵抗再到战而胜之，这是他的三步曲。

从王安石的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可以看出，王安石认为宋仁宗不是大有为之君，但也不是昏君或暴君，而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守成之君。宋朝的积贫积弱，在他当政时较为突出，但这并不是一朝一代一朝一夕所造成的。

王安石在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中，说仁宗一朝“宁屈已弃财于狄夷，而终不忍加兵。”这一方面反映了仁宗的仁慈，但另一方面王安石也委婉地批判了仁宗对西夏和辽国的软弱与退让。

王安石（1021－1086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封荆国公，世人又称王荆公。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市）人，后世又称王临川，有《临川先生文集》。

儒家所论述的大同社会不只是一种理想，在现实历史中也是存在的。

大同社会人人都有一颗关爱他人、扶危济困、恪尽职守、不贪私利之心，这是因为这一社会天下为公、任人为贤、讲求诚信所造成的。

“昔者仲尼与于蜡宾，事毕，出游于观之上，喟然而叹。仲尼之叹，盖叹鲁也。”仲尼叹鲁的原因是鲁国作为诸侯国却举行蜡祭，有违礼制。

《礼记》是战国至秦汉之间儒家思想文献的汇编，以对古代礼制的讨论与阐发为主要内容，其中还结集了如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礼运》等蕴含深邃的思想内容的学术论文，它们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名作，影响极其深远，是了解儒家的礼学思想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对于上古时代，儒家与道家的认识是不同的，儒家的上古时代并非自然原始的时代，而是他们所称赞的尧舜时代。这个时代虽然也“无为而治”，却不是自然无为，而是道德的自然远行，没有强迫的礼义制约。